多國防務政策發(fā)生重大轉向,構建平衡、有效和可持續(xù)的歐洲安全架構遙遙無期——
烏克蘭危機影響歐洲安全走向
俄烏沖突發(fā)生后,歐洲多國打破諸多原有“禁忌”,密集出臺應對舉措,其防務政策進入新一輪變革期。
對烏軍援屢屢破例。德國突破此前禁令,首次公開向“戰(zhàn)亂地區(qū)國家”輸送防空和反坦克等“致命性武器”。瑞典、芬蘭均實質性放棄“中立”傳統(tǒng),對烏提供武器彈藥支持。歐盟宣布動用多達5億歐元的“歐洲和平基金”,“史上首次”為“正遭受攻擊的國家”購買、運送“致命性武器”以及燃料和防護裝備,已基本用完該基金本年度的預算份額。歐洲多國公開支持或默許本國公民作為“國際雇傭軍”赴烏參戰(zhàn)。
擴軍備戰(zhàn)風潮涌動。尤為引人關注的是,自1990年兩德統(tǒng)一后德國首次大幅追加國防預算,宣布設立總額達1000億歐元的“特別基金”用于提升軍備,且表示今后每年都將把國防開支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%以上。這也意味著,德國將超過印度,成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。德國國防部已宣布,將購買35架美制F-35戰(zhàn)斗機。波蘭加速從美國接收250輛M1A2“艾布拉姆斯”主戰(zhàn)坦克,其議會幾乎全票通過《保護祖國法》,規(guī)定自2023年起,將國防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目前的2%提升至3%。此外,還有多個歐洲國家出臺了提升軍備的方案。
北歐國家轉變立場,積極靠攏多邊防務機制。芬蘭民意發(fā)生重大突變,民調中首次出現(xiàn)了過半數(shù)人員支持加入北約的狀況。瑞典和芬蘭兩個“中立國”政府均愿強化與北約的關系。秉持“大西洋主義”和“北約至上”的丹麥,則有意參與歐盟共同防務機制,擬于今年6月就此事舉行全民公投。
諸多歐洲國家防務政策的調整如此相近,既是面對變局的應激反應,更是由于俄烏沖突深刻影響了歐洲人的安全觀。
進入21世紀后,傳統(tǒng)的軍事安全問題在歐洲人的“安全詞典”里已然淡化。2003年底,歐盟在首份安全戰(zhàn)略文件中,開門見山地抒發(fā)了“歐洲從未如此繁榮與和平”的喜悅,以及“大規(guī)模軍事入侵威脅不再”的宣言。彼時的歐俄關系,正以雙方規(guī)劃“四大共同空間”(共同經濟空間,共同自由、安全和司法空間,共同外部安全空間,共同科教文化空間)藍圖而攀升至冷戰(zhàn)后的巔峰。2008年的俄格沖突和2014年的克里米亞入俄,雖令歐俄戰(zhàn)略互信下降,但其關系緩和仍頗有空間,雙方經貿及能源往來甚至不減反增。歐盟2016年出臺的最新版《全球戰(zhàn)略》,也僅將俄羅斯歸為風險相對較低的“混合戰(zhàn)爭”威脅。
本輪烏克蘭危機中,歐洲領導人馬不停蹄地開展了一系列旨在平息事態(tài)的“穿梭外交”。然而,美國持續(xù)推進北約東擴、罔顧俄方安全關切的“拱火”之舉,最終導致歐洲大陸重燃戰(zhàn)火。這令彌漫在全歐的反對“防務開支擠占社會福利”的民意頓時反轉,原本惟恐“窮兵黷武”被選民嫌棄的歐洲各國政要,轉而紛紛做出“厲兵秣馬”之狀,以迎合驟然逆轉的選民情緒。
烏克蘭問題的演變有著復雜歷史經緯。烏克蘭淪為大國對抗的前沿,也令歐洲受傷頗深。俄羅斯是“搬不走的強鄰”,美國是“請神容易送神難”的“盟主”,歐洲各國更是各懷心思甚至齟齬不斷。在這一背景下,構建平衡、有效和可持續(xù)的歐洲安全架構遙遙無期。面對紛亂復雜的局面,如何真正實現(xiàn)歐盟“戰(zhàn)略自主”與歐洲大陸的“持久和平”,值得歐洲人深入思考。(海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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